其中所谓大一者，谓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气也，颇近乎老子所谓先天地而生之道。
[[19]] 王立民:《也论中华法系》，，载《华东政法学院学报》2001年第5期[[20]] 徐祥民、陈晨、刘远征、张宏杰;(大陆法系与中华法系的相近性)，我(中国海洋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05年第5期。但是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近地方，却反而未能引起充分的注意。
按照研究者区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术语，中华法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实行的是纠问式诉讼,普遍实行职权主义。西周的典章制度、断狱争讼、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无不受到礼的制约。文章认为，中华法系的特点与优点是:①法律义务与亲情义务相统一，有利于为法制建设提供道德支持;②重视法的治国作用及法与吏的结合，不存在片面的单纯的法治观或人治观;③教与罚综合为用，前以禁奸于未萌，后以惩恶于已然，是传统中华法系具有现实价值的重要部分;④制定法与判例法的互补，既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也是优点。任何国家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都不可能只有一种法律规范、一个法的部门，这是不依立法者的主观意愿决定的。董仲舒正是在此基础上将封建宗法思想归纳成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的三纲。
明德慎罚的出发点是重民，是以人为本律典只是诸法中的一种，且不说把它的特征概括为诸法合体本身就很成问题，如果再以律典为据，把诸法合体演绎为中华法系的特征，那就甚为不妥了。降至宋世，即言性理之学者，仍主张礼刑合一，而以天象天理为说。
兼以经之支流，化而为纬,谶亦同时兴起，虽《隋书·经籍志》谓孔子既叙六经，以明天人之道，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，故别立纬及谶，以遗来世云云，为不可靠;但东汉儒家盛称谶纬，关于纬书，郑玄犹为之注，究事实也。然无论如何，均系予现实法立以正鹄，使其达致高一级之境界，则正需要学者对于自然法之解释前后纷歧，始能依时代之论而有助于现实法之改进焉。则荀子虽亦言道，而特重人之道，礼即其此道之情理也可知。如关于夫妇之身分，男尊而女卑，律亦同，往昔学者仍诿之于天道，视为常然，故《仪礼·丧服传》曰:夫者，妻之天也，妇人不贰斩(衰)者，犹曰不贰天也。
仅以道称者，如《尚书》之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《孟子》之上无道揆也，下无法守也道心系就心之发于义理者而言,道揆系以义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之谓，则此之所谓道亦指与自然法观念相当之天道可知。惟人虽皆有此心，贤者能勿丧，不肖者则放其心而莫求，自必贵于匡之正之。
故若上无道揆也，下无法守也，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刑，国之所存者幸也，则无法反为不当;亦犹离娄之明，公输子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;师旷之听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，而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，正与其相等也。然法家则仅抬高治众之法,(庆赏刑罚)之地位，使与平准之法(律度权衡)同一效用，而为道也天也礼也之代替。延至于宋元，虽中经隋文帝唐庄宗曾一度破其制，余皆莫改。……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;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;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;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孙诒让曰《管子·形势篇》解云'秋者阴气始下，故万物败，是秋主义，又兼杀害收聚敛藏万物，司寇主刑亦象之也。旧说相传，伏羲以龙纪官，神农以火纪官，黄帝以云纪官，共工以水纪官，少皞以鸟纪官，固无论矣。荀子以性恶为说，重人为，反自然，虽在《天论篇》而言及天职……天养、天政、天情等，但并不以天为最后归宿。《墨子》云效也者为之法也，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。
则视其为本于自然取法乎天之义，更显然矣!最后就关于刑事者言。……盖天地之道，不能纯仁。
仅一信念，由人弘之，故虽认自然法则为至善，亦不过循天意，以立德范耳。即贵为天子亦必尚孝，然后始能明天之道，察地之理，使上下之人自化，《感应章》所谓昔者明王事父孝，故事天明;事母孝，故事地察，长幼顺故上下顺，天地明察，神明彰[[26]]矣!是。
所谓繁子孙、广胤嗣云云，即由是引伸出矣。天子在于奉天威命，共行赏罚，故《经》称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，天罚有罪，五刑五用;《诗》刺彼宜有罪，汝反脱之。于此，吾人殊不必强求其同，盖欧人关于自然法之见解，亦甚分歧也。《易》为儒家之经典，此颇足示及儒家有物有则之见解，固无疑问，然其文或出于汉儒之手，未必即为孔子所作，实不可视为初期之儒说也。是以人是其是，以非人之是,[[12]]故交相非也。虽然，天道与天理固可互为注释，然学者对于天理何示，为说每又有异，随即影响天道之所指。
故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，君子者天地之参也，万物之总也，民之父母也。人既法地法天，亦即法乎自然，应以归根复命为贵，所谓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
若朱子云三纲五常，天理民彝之大节，而治道之本根也，故圣人为之教以明之，为之刑以弼之皆是。《盐铁论》载大夫之言曰:春夏生长，利以行仁;秋冬杀藏，利以施刑……秋冬行德，是谓逆天道。
他若朱熹曰: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，仁义礼智是天理之件数。故曰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
法律是否为正义，乃法律的本质问题，详细讨论非本文的目的，我们只要证明中国古代或中世纪的法律，未必是正义就够答复这个问题了。其范围之所及，实亘今日法律之大部。抑有进者，古代与现代的权利，不但有量的不同，别且是质的差异，等量齐观，是很危险的。等等，其所示于我们者，也不过零碎的、片断的，求之若干现代教科书、注释书、专题书中之系统的、完备的权利思想，百不一得。
(《尔雅·释诂》)，法，则也。陈君于确定法律即正义后，继言权利曰:法律既本于正义之观念，而权利又为法律上所承认的人之意思力，则权利为人对他人要求其适于正义之力。
同时，礼与法的分离，若成为中国法系的湮没原因，那么中国法系之不适于进化的道程，反为陈君所暴露无遗了，何有伟大乎!现在再谈谈法律学，法律学之成为独立的科学，是近代的事情，这就是说在古代的社会，及其以后的中世社会没有法律学。(《玉篇》,灋，刑也，平之如水，从水法，所以触不直，去之，从去。
又西鲁士[[3]]日:"法律者知善与正义艺术也，一言以蔽之，则法律者，即正义也。(Jurisprudentia estdivinarumatquehumanarum rerum Xatitia iusti atque nijusti scientia)优帝《法学阶梯》第1卷第1章第1节曾引用之。
是故法之用易见，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。以上几点，意在求益，鄙陋之见，未敢自专也。然则法律是否为正义呢?容后再论，兹先将陈君所举的例考察一下，罗马法学家乌鲁西奴士(Ulpiannus)所下之定义，乃是法律学的定义，原来其原文是法律学者，乃别神事及人事之知识，正与不正之学问也。然后儒者，师承各异，或专尊礼，或偏重法，而礼法关系，遂失其衡。
诚如陈君所举若干外国语-原文五页参照-法律与权利的已成不可分离的关系，中国有了法律，当然有权利思想的，所有关系的权利一形成，即有法律随而保障之，稍明社会科学的人，大抵都懂得此中的道理。很明白的，权利是站在所有关系上面的，如果没有你的我的之分，那就没有所谓权利了!同时权利如果没有法律来保障，也不成其为权利了，法律与权利之意义，不求之于此，竟求之于正义，实计之失也。
-原文四页参照这样的解释法，只是历史的研究不是科学的研究，只是解释学的历史观不是科学的历史观。二、中国法系的伟大在说明权利思想之前，追问中国法系的伟大与否，实为应有的步骤，亦为先决的问题。
(《说文》)依上三者观之，则法学实含有'道理、'正义及'公平之意。中国法系的中世法，是身份拘束的法、商人行会的法，别的法系的中世法，其内容也是一样无二的，中国法系的伟大与否的价值判断，即在于斯。
